“副局长的尴尬”： 经济越发达水越黑
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近日被网友选为“最牛副局长”，只因其回答海南新闻频道记者“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采访时，说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的惊人答案。有专家认为其有道理，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其是不作为的表现。
不得不承认，符传君所说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确实是当下中国的环境现状。仅凭这一句话指责他“不作为”，似乎有欠公正。何况，即便他在环境保护——包括水源保护——的问题上想有所作为，在当前这种大多数官员盲目崇尚GDP，为了GDP的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社会政治语境里，纵使他象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付出了大量的个人努力，恐怕最终还将是无所作为。作为一个小小的水务局副局长，公共舆论将与全市的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污水治理问题的重任加在他的身上，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你想想，他的上头那么多爹妈管着，哪一个他敢得罪呀？若在环保问题上较真，等于是断了爹妈的官运和财路，他头上的乌纱帽还要不要？那位记者也太不晓事，居然问他“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这种问题。他该怎么回答呢？把责任推到爹妈的身上，肯定是万万行不得的；若自己都揽着，明明又太冤枉。因此，他只有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想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的事实含糊过去——既用“经济发达”为爹妈的脸上贴了金，又为“水黑”找到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理由，没想到却被网友们揪着不放，真是祸从口出呀！由此可见，在现今这种互联网时代，为官者出言不可不慎呀。
在历史上确有以环境污染为美，引污染以为豪的时代。郭沫若从日本回国，途经上海，望着河岸的烟囱，就对之极尽溢美之词，将“巨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比做“20世纪文明的黑牡丹”，因为环境污染是为人类带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人们爱屋及乌，连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也一并爱上了。人们也曾大力赞美英国的“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繁荣景象，然而，英国却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被称为是“快乐的英格兰”，以优美的自然环境而著称；但工业革命却使英国的很多工业城市变成了“最脏、最多烟”的人间地狱。《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的创造者保尔·芒图对这样的工业城市充满厌恶，他说，我们的大工业城市丑陋、黝黑，被烟雾包围着。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在煤烟的侵蚀下，原来漂亮的红砖建筑物都变成了黑砖，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为了靠近水源和水路运输线，工厂又集中建在河谷的底部，因此，沿河地带工厂林立，空气污浊。在伯明翰地区，炼钢业的发展使城市上空整日锤声回荡，夜间则被熔炉的火光照得通红，整个地区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黑乡”。在伦敦，烟与雾相互混杂，形成浓浓的黄色烟雾（smog），长年萦绕在城市上空，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将此斥之为“伦敦特色”——“雾都伦敦”就是这么来的。此后，英国通过近100年左右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使从工业革命时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今天的英国又恢复了过去的田园风光，过去污染最为严重的泰晤士河也变得水静河清，就连绝迹100多年的大马哈鱼也重新游回故里；伦敦也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环境治理成功的典型。
随着人类对环境影响能力的日益增加，环境风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此，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避免重走英国“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环境灾难和生态灾难。为了在保护本国环境的同时攫取更高的利润，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而国内企业的总部则专门负责研发、市场、营销网络监督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事宜。中国就是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总部经济进行产业转移的外围国家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在世界上处于“世界工厂”和“世界民工”的位置。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政绩，不惜以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为代价而谋取经济的增长。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跳出粗放型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继续坚持错误的政绩观，坚守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未来将是相当危险的——最近山东东明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当前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下，在“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问题上，我们将矛头对准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只会转移视线，起不了任何积极的作用。海口市政府应该就此问题承担责任，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还海口人民一个适宜于生存的自然环境。但我们最大的敌人却不是水务局，也不是海口市政府，而是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产生这种政绩观的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如果这种政绩观及产生它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恐怕的海口污水问题将永远是一个问题。在其他类似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上，也当作如是观。
不得不承认，符传君所说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确实是当下中国的环境现状。仅凭这一句话指责他“不作为”，似乎有欠公正。何况，即便他在环境保护——包括水源保护——的问题上想有所作为，在当前这种大多数官员盲目崇尚GDP，为了GDP的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社会政治语境里，纵使他象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付出了大量的个人努力，恐怕最终还将是无所作为。作为一个小小的水务局副局长，公共舆论将与全市的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污水治理问题的重任加在他的身上，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你想想，他的上头那么多爹妈管着，哪一个他敢得罪呀？若在环保问题上较真，等于是断了爹妈的官运和财路，他头上的乌纱帽还要不要？那位记者也太不晓事，居然问他“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这种问题。他该怎么回答呢？把责任推到爹妈的身上，肯定是万万行不得的；若自己都揽着，明明又太冤枉。因此，他只有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想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的事实含糊过去——既用“经济发达”为爹妈的脸上贴了金，又为“水黑”找到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理由，没想到却被网友们揪着不放，真是祸从口出呀！由此可见，在现今这种互联网时代，为官者出言不可不慎呀。
在历史上确有以环境污染为美，引污染以为豪的时代。郭沫若从日本回国，途经上海，望着河岸的烟囱，就对之极尽溢美之词，将“巨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比做“20世纪文明的黑牡丹”，因为环境污染是为人类带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人们爱屋及乌，连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也一并爱上了。人们也曾大力赞美英国的“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繁荣景象，然而，英国却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被称为是“快乐的英格兰”，以优美的自然环境而著称；但工业革命却使英国的很多工业城市变成了“最脏、最多烟”的人间地狱。《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的创造者保尔·芒图对这样的工业城市充满厌恶，他说，我们的大工业城市丑陋、黝黑，被烟雾包围着。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在煤烟的侵蚀下，原来漂亮的红砖建筑物都变成了黑砖，给人一种特别阴暗的印象。为了靠近水源和水路运输线，工厂又集中建在河谷的底部，因此，沿河地带工厂林立，空气污浊。在伯明翰地区，炼钢业的发展使城市上空整日锤声回荡，夜间则被熔炉的火光照得通红，整个地区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黑乡”。在伦敦，烟与雾相互混杂，形成浓浓的黄色烟雾（smog），长年萦绕在城市上空，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将此斥之为“伦敦特色”——“雾都伦敦”就是这么来的。此后，英国通过近100年左右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使从工业革命时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今天的英国又恢复了过去的田园风光，过去污染最为严重的泰晤士河也变得水静河清，就连绝迹100多年的大马哈鱼也重新游回故里；伦敦也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环境治理成功的典型。
随着人类对环境影响能力的日益增加，环境风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此，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避免重走英国“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环境灾难和生态灾难。为了在保护本国环境的同时攫取更高的利润，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而国内企业的总部则专门负责研发、市场、营销网络监督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事宜。中国就是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总部经济进行产业转移的外围国家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在世界上处于“世界工厂”和“世界民工”的位置。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政绩，不惜以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为代价而谋取经济的增长。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跳出粗放型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继续坚持错误的政绩观，坚守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未来将是相当危险的——最近山东东明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当前这种社会政治语境下，在“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问题上，我们将矛头对准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只会转移视线，起不了任何积极的作用。海口市政府应该就此问题承担责任，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还海口人民一个适宜于生存的自然环境。但我们最大的敌人却不是水务局，也不是海口市政府，而是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产生这种政绩观的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如果这种政绩观及产生它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恐怕的海口污水问题将永远是一个问题。在其他类似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上，也当作如是观。
